由开发商投资的东莞市光明中学，老师“被要求”向学生发放楼盘宣传单和购房优惠券；学校组织教师到售楼部学习“销售用语”。一些老师抱怨说，“这是我们当老师以来干过的最丢人的事”，家长也多有不满。校方和投资人则说，这是“优惠团购”活动，是向老师发放的“员工福利”。

　　变学校为临时售楼处，让老师变身为售楼员，算是楼市调控下出现的又一桩怪现象。再怪的现象，背后也有不怪的行为逻辑。值得深思的，是什么样的逻辑制造了这样的怪事。

　　在这件事中，校方没有阻止投资人的可笑行为，应该受到指责。但深一步想，对校方的指责再正确，恐怕也苍白无力。校方需要仰承开发商的资本才能生存和发展，当出资人需要校方配合成为其利润链条的一环时，校方很难拒绝。即使这种配合已触及教育底线，也没有抵制的勇气。面对资本意志，有几人能够说不？

　　更何况，这样的利益关联已十分普遍。教育商业化大行其道，许多学校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体，学校与投资人行动“默契”的事不胜枚举。资本进入教育领域，是发展各种形态教育的必由之路。但要看到，在这一进程中，寻利性对教育公益性的冲击前所未有。来自方方面面的寻利者，都在利用教育获利。从本质上看，那些利益诉求与东莞光明中学投资人的利益诉求并无不同，都是打着不丢人的旗号做丢人的事。只不过，东莞光明中学投资人的利益表述更加直白。

　　老师“变身”售楼员，还从侧面反映了楼市调控的效果。如果市况好，开发商用不着想出让老师做售楼员这种歪招。由此不难看出，教育神圣感的普遍弱化和商业化的普遍存在，是裹挟老师“变身”售楼员的社会背景，楼市调控导致的开发商资金链紧张，是裹挟老师“变身”售楼员的现实原因。

　　这提示我们：其一，对教育的羞辱式利用，出现一次就可能出现两次三次，就可能成为现象。如果不对教育业投资者的支配行为进行合规性管理，教育将深受其害。其二，楼市调控到今天，各种各样规避调控的手段都会出现，政策面应作好应对准备。而且，这种应对不能是模糊的。否则，老师“变身”售楼员式的怪现象，还会看到。

　　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